为新中国的诞生而甘洒热血

———1948年至1949年梁希的应变与抉择

期次:第682期    作者:彭斌   查看:125




  1948年到1949年初,国家战局急剧变化,南京政府一方面中枢易人,开始与中共接触谋和;另一方面仍积极备战,并有计划地临时将政府机关和文教机构迁往华南和台湾。1949年初短短几个月内,由南京政府推动的中央大学“应变”措施引发了学校内部迁校与不迁校的斗争,这个特殊时期,梁希是我党争取中大师生的纽带,这一段历史是梁希积极投身民主救国运动,为新中国诞生而甘洒热血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真实写照。
  一、革命活动:矢志不渝的爱国精神和大义凛然的民族精神

    梁希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年少即忧心国事,早在日本求学时期,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为革命事业出过力。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上,以“一丁”“凡僧”“阿五”等笔名发表了一些进步文章和诗作。解放前夕,他以行动支持了青年学生们的反内战反饥饿斗争,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48年5月4日,中央大学学生联合南京各大、中学校学生,发表《纪念“五四”,保障人权、保障教育,拯救民族危机》宣言。下午,梁希与潘菽、涂长望等教授出席了在中央大学举行的“自然科学座谈会”。在当晚举办的万人营火晚会上,与会者高唱《你是灯塔》等革命歌曲,梁希不顾个人安危,当着国民党特务发表讲话,他大声鼓励同学们:“不要害怕,天色就要破晓,曙光即将到来!”会后,他做了可能遭到暗害的思想准备,当夜濡墨写下一首慷慨悲壮被人传诵的七绝诗句:“以身殉道一身轻,与子同仇倍有情。起看星河含曙意,愿将鲜血荐黎明。”
  1949年4月,南京万名专科以上学生游行请愿,要求真和平,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游行学生遭到国民党便衣军人的残酷镇压,称为“四一惨案”。梁希得知后立即赶赴医院和学生宿舍探望,反复叮嘱要妥为护理,注意安全,不要在黎明前再蒙受损失。他挺身而出,与汤恩伯卫戍司令部交涉,要求解释被捕学生,反动警官威胁说:“你如多叨,亦可逮捕你!”有人劝梁希,为了安全是否托病休养一段时间,他却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我梁希的名字能够写在闻一多后面,可谓死得其所,何惧之有!”他威武不屈,视死如归,铮铮铁骨,气贯长虹。
  二、护校治校: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

    1948年下半年“三大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蒋介石“下野”,中央大学在“迁与留”的抉择中,以梁希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在校内广泛宣传,为不迁校做好舆论准备,消除大部分教授对共产党的疑虑心理;另一方面,组织成立“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维持校务。
  1949年初,内战局势吃紧,国民政府准备迁都广州,行政院要求各院校拟出应变措施,选定迁校地址。中央大学校长周鸿经派员至广州寻觅新校址,召开校务会议,商讨学校“应变”方针。南京地下党已展开对机关、学校、公务员、学生的宣传鼓动工作,反对迁校。梁希等教授配合地下党教员干铎和陈建人,说服系内外教授反对迁校。在梁希等进步教授的影响下,中央大学森林系靠近共产党、追求进步的学生很多,反独裁争民主的活动层出不穷。当时人们称森林系是“红色系”,是“共产党系”。
  1949年1月21日,中央大学召开校务会议通过“以不迁校为原则”的决议。然而,27日校长周鸿经不辞而别,由此引发校内的恐慌,为此,教授会于1月30日召开大会,商讨应对之策。教授大会决议组织成立“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由梁希、郑集、胡小石三人任常委委员,主持校务,护校应变,这也开启了中央大学历史上“教授治校”的特殊历程。
  三、为开国而奔波:坚定不移的民主精神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

    中央大学的梁希、潘菽、涂长望等教授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他们的安全,决定护送他们离开南京。一方面为了避开国民党政府的陷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前往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准备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提议下,1949年6月15日至19日,在北平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梁希参加了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科代会”)筹备委员会,于1949年7月13日至18日召开,梁希被选入主席团,并当选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自然科学工作者15名代表之一。梁希在大会闭幕词中十分强调知识分子团结的重要性。
  “科代会”筹备委员会开完后,梁希又匆忙赶回南京,参加学校的接管工作,8月8日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8月10日南京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任命梁希为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潘菽为教务长。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梁希作为“科代会”筹备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标志着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开国盛会。梁希在大会上发了言。他说:“从今天起,科学在中国再也不是一种装饰品,不再是为少数人服务,而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了。”他还号召科学工作者要坚决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使科学为人民大众服务。